1、澄清一个话题



第二辑《学术思想评论》设置了一个专栏：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它使人自然联想到波普所说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所不一样的是，波普心目中的“科学”泛指所有可验证的理论，而这里所说的“学术”虽未加限定，我相信，主如果指人文范围的研究。


把“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当作一个问题，自有很现实的背景。近来，《念书》、《哲学评论》、《中华念书报》与《学术思想评论》等刊物刊载了一些以“思潮与学术’、“学术范式的转换”或“十年学术回顾”为题的检讨文章。其中一个不断提起的话题是：现在国内某些文史哲论著及文章有一通病，那就是“没问题”，缘由在于相当一部分学者缺少明确的“问题意识”。“问题：没问题！”——葛兆光先生的这个诊断可谓一语破的。在这个背景下，大家好像真的需要一种“发现和提出”学术问题的逻辑。


不过在我看来，“学术问题”一旦落到等待“发现和提出”的地步，仿佛就暗示着可能存在着一种“无问题的学术”——这与学术活动的本质显然是相悖的。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之源》中说到艺术家、艺术品和艺术的关系问题时说：“艺术家和艺术品都依靠于一个先于它们而存在的第三者，这就是艺术。这个第三者给艺术家和艺术品命名。”①同理，大家也可以说，学术问题对于学术和学者来讲是一个具备在先规定性的定义：“没问题”的学术简直就是一个定义的矛盾，正如“没问题意识”的学者便不再是学者一样。


既然学术就是“学问之道”，大家就没必要把“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当作一种值得隆重推荐的学术规范，正如没必要把看见东西当作对双眼的需要，把学习当作对学生的需要一样。


除此之外，大家也没必要把这个话题变成一种关于“提问逻辑”或“治学办法”的讨论。虽然任何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一定有其特定方法、办法甚至技术，但这并不等于存在着一种可以使大家“掌握提问”的常见适用的办法。对一个学术问题的“问法”是一回事，使大家“掌握提问”是另一回事（或者说“没这回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德默尔说：“没一种现成的办法可以保证大家会提问，会看出成问题的事情”。②假如以为对“提问办法”的讨论、总结和介绍可以使大家“掌握提问”，那无异于说，一个物理学家只有在读过《科学发现的逻辑》之后才能作出科学发现，一个人只有掌握语法之后才能掌握说话。所以每当我在杂志上读到那些具备浓厚“劝学”色彩的“治学经验”，总不免想：对于留神于学问的人，又何必劝？对于无意于学问的人，劝又何必？说到底，提问是一个很具体的学术实践问题。


这样来看，“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若是个有意义的话题，那样其意义与其说在于“治疗”，不如说在于“提醒”：它提醒大家关注“问题”在学术活动中的优先地位，关注那使学术成为学术，使学者成为学者的基本条件。


既然学术就是“学问之道”，那样当批判者提醒说，大家的学术常常是“没问题”或“缺少问题意识”的，这种说法就需要进一步的讲解或限定。


事实上，大家在实质阅读中恐怕非常难指出哪一个作品——无论它多么糟糕——全然没讨论任何问题。由于只须是作品，就会有一个话题，就会涉及某些看法，这类话题或看法难道不是“学术问题”吗？为何还会有人打着灯笼来探寻“问题”呢？这正是大家要澄清的事情。


平时语言中所说的“问题”可以是一个话题、一个课题、一个章节题目、甚至是一个以问号结尾的句子。但，这类问题常常可能是“不成问题的”，或者没太多追问空间。根据波普的怎么看，“只有当大家解决一个困难而丰富、具备相当深度的问题时，真理或对真理的猜想才与科学有关’。③显然，波普在里提出了一个“复杂性”标准，它的意思是说，一个问题假如值得追问，就不会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


不需要说，这种关于“复杂性”的谈论蕴涵着一种常见意识：任何问题或学术问题都有“值得追问”或“不值得追问”有什么区别。基于这种意识，大家才能理解批评者何以会说大家的学术是“没问题”或“缺少问题意识”的。它的确切意思是：大家缺少的不是随意那些问题，而是那些——套用大家喜欢的修饰语——“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或“真的的”问题，总之，是那些“值得追问”的问题。


那样什么样的学术问题是“值得追问”的呢？这无疑应当由在不同学科中从事具体研究的学者来回答。根据美国学者迈克尔·波兰尼的怎么看，只有那些“内敛于”或“投身于”（dwell in）某种活动中的人才能对该项活动作出专业的、有效的评价。譬如“运动员或舞蹈家在拿出最好本事之际，便担任了对自己表演的批评专家。”④这样来看，大家非常难在史学、哲学或经济学等范围以外来评判什么具体问题是值得追问。


当然，假如仅仅作为一个提醒者，大家也可以在对“问题”的观念剖析中引申出一些抽象标准。事实上，当批评者们从大体上笼统地断言大家的学术“没问题”时，他们心目中已经对这种标准有了一种模糊的意识。


第一，从提问的必要性来看，一个问题假如值得追问，就应当是“新的”。这种讲解强烈地表达着一种苏格拉底的观念：大家提问，由于大家对所问的事情“无知”。“提问”由此具备一种强烈的动词含义：它打开了一个使某些现象、经验材料的意义得以生成、显现与理解的全新范围，这个范围就是胡塞尔所说的“本质”或海德格尔所说的“视域”，用伽德默尔的话说，“提问就是开放或暴露”。


“提问”不只具备动词含义，而且具备一种可持续的动名词意味。它的意思是说，提问就是追问！它决不是一蹴而就的思想活动。“提问的艺术就是可以继续提问的艺术。”所以提问又像是开辟了“一条路”，那值得追问的问题在引导大家的思想走上这条路时，同时便表现出一种“意义指向性”（Richtungssinn），在这种指向中，所问的事情在提问与回答的不断呼应中显现出来。⑤因为“值得追问”的问题具备这类品质，所以“提问”就是一项具备鲜明探索和试验色彩的活动。在这里，有效的提问比回答还要困难。


依据这种“提问”观念，所谓“不值得追问的问题”或者是那些因循已有观念和现成思路的提问，或者是那些预先已经了解其确定答案的提问，而这恰恰是现在很多批评者对大家的学术感到不满的基本理由。大家已经看够了不少沿袭传统研究思路、散发着浓厚“教科书”味儿的学术著作，看够了那些语言和思想都像翻译但却缺少探索意识的学术著作。所以，“没问题”的批评又常常被表述为“没新意”或“没我们的问题”。


上述“提问”观念给大家展示的是把某种隐蔽的意义揭示出来的捉迷藏游戏，它的要素是“解释”，这就犹如把被囚禁的意义释放出来。对这个游戏来讲，“提问”只须满足“开放性”、“复杂性”和“指向性”等标准也已经足够。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提问”观念。它并不觉得一个问题的开放性或复杂性就是其有效性的根本内涵，由于一个新的、具备相当复杂性的问题也会是个“假问题”，是个从事实或逻辑的看法来看可能“没意义”的问题。因此，确定“值得追问”的问题就是给“可以追问”和“不可以够追问”的问题划出一道界限来。“可以”在这里代表着一种约束力的条件：或者是规则，或者是特定办法，或者是一种明确的意义标准。因为强调这种约束性条件，“提问”变成一桩困难的、可能动辄得咎的事。很多研究非常可能在提问之初就已经误入歧途了。那些练习有素的剖析专家特别善于对“提问”的约束条件进行挖根剔骨似的探究，它在复杂性上不弱于大夫对疑难病症的诊断，在权威性上也不弱于法官的裁决。


在大家的人文研究中，一些学者也倾向于依据这种提问标准检点大家的问题。何怀宏先生在梳理“封建社会”这个定义的变迁线索时提到，国内一些学者已经把“中国封建社会为何延续得这么长久”的提问视为“假”问题。其实，依据类似标准，大家还可以清理出很多“伪”问题或“伪”观念。虽然人文学术研究中的“真伪问题”向来是一个很难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然而有此关注，的确表明大家开始拥有自觉的“问题意识”。


单是抽象解析“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这个话题，就已经引出了上述很多问题。而且这类问题一经提出，仿佛已经注定是很难得到最后解答的。然而换个角度看，这种问题的价值恐怕就是提问本身：提问就是提醒，它提醒大家不断检讨和描述我们的学术现实。只须有了这种自觉，无论大家在具体学术研究中选择什么样的提问方法，其问题都不会是没价值的。关注问题，才能维持学术的理想和学者的敏锐，不致把大家的研究减少为一种职业惯性。这恐怕正是“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这个话题最后关切的事。



2、复述与“图书馆意识”



无论大家对“学术问题”的有效性问题持什么样的怎么看，提出“新问题”或阐发“新观念”一直一种常见的学术追求。它使一种学术不致沦落成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使大家的叙述不致变成单纯的“复述”。


复述就是重复别人的话语，它的平时语句形式可分为“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所谓“直接引语”就是逐字逐句地援引别人的论述、看法或怎么看，其直接形式是：某人说：“……。”而“间接引语”要复杂得多，它复述的不是直接语句，而是这类语句所表达的意思或观念，其一般形式是：某人（或某种看法）觉得：……。这里不必用引号，在大伙熟知的语境下，甚至也不必提到别人。


就所复述的内容而言，它可以来自别人的交谈，但在学术上，它主要来自大家所阅读的文献文本。同时，这类内容既能够来自大家的“前人”，也可以来自住在西方世界的“外人”。


毋庸赘言，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开放的公共语境中进行的，所以，一定量的复述对学术活动来讲本是不可或缺的。更准确地说，在一种成熟的学术研究活动中，大家非常难把“别人的叙述”与“我们的叙述”截然不同开来，它们是彼此依存、相互呼应的。所以对“别人的叙述”与“我们的叙述”、“别人”与“大家”有什么区别在学术上本来没太大的意义。


然而，复述在学术研究中的合理性还包括着另外一个意思，即学术不可以止于“单纯的复述”。必要的复述只不过为了提出和讨论问题，而单纯的复述则是对已有话题、思想和观念的“克隆”，这种的克隆除去具备肯定传播价值外，也不免使大家的头脑成为其他人的跑马场。


除此之外从意识上看，单纯的复述是以“别人的叙述”与“我们的叙述”的分裂为首要条件的，进而言之，它是用“别人的叙述”代替“我们的叙述”。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没新问题”的批评才常常等价于“没我们的问题”。当一种学术从大体上符合这个批评时，它就是不成熟的。


大家的学术多少地表现了这种不成熟特征。伴随学术对外开放的深入，原本受地域局限的传统的、狭隘的学术观念、研究范围和提问语境已被打破，西方数百年来积累形成的话题、学说、观念和办法凭着翻译和翻译式阅读（原文阅读）潮水般的涌来。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思想的复述价值不断递减，以“拿来主义”为特点的复述则成为一种时髦。


本世纪上半叶，顾颉刚等人在主张“疑古精神”的同时，已经开启了对神话史与历史、真史与伪史、历史材料与观念等话题的讨论。但在十余年来的国内史学界中，只须涉及“史学本质”或“史学思想”的讨论，大家更喜欢引述克罗齐“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讨论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的“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或是拿来讲解学的“文本”或“历史理解”理论。除此之外，像斯宾格勒或汤因比的历史观，卡尔·魏特夫的“东方社会”或“治水社会”观念、法国年鉴派的历史观，也影响和支配着大家的历史意识。这种观念和讨论背景的巨大变化显然与翻译式的阅读和翻译有非常大的关系。


翻译是一种基于翻译式阅读的“复述”。从逼近“原意”的理想来看，它等于为大家提供了大段的、完整的“直接引语”。而从翻译中不可防止要出现的改写成分来看，它又像是大段的“间接引语”。


大家都不会不承认，十多年来的翻译对国内学术的进步（或者说“学术现代化”）功不可没。正是很多的、就算是参差不齐的翻译与很多学者不懈的翻译式阅读才使国内现代学术出现了前所未有些巨大变化。翻译使大家的学术摆脱了儿童心理学所说的那种“自我中心化”格局，使大家的话题和观念不再是一种具备浓厚地域色彩的土特产。


然而，翻译虽然要紧，但大家的学术不可以仅仅停留于翻译；同样，直面原文的翻译式阅读固然代表着大家学术素养的提升，但它毕竟只不过阅读，不可以替代大家的提问和考虑，更不可以替代大家的写作。反过来讲，假如翻译在一种学术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这种学术就势必带有强烈的“复述”的特点，这正是大家今天不可以不认真对待的问题。


多年前我的一位同事曾戏言：假如哪个不会两门以上外语，那就免谈哲学。现在这种近乎傲慢的说法正悄悄变为学术界的一项资格认定标准。


粗略回顾一下国内学术界十多年的进步情况，大家会惊异地发现：大部分在学术范围中产生了要紧影响的话题、观念仿佛都来自于一部著名翻译作品的问世。这个作品可以是一译再译的尼采作品，可以是弗洛伊德的《梦的分析》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或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或三个中文版本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当然，还包含现在出版的布洛代尔文明史的系列译品，等等。


大家好像有理由说，这是一个靠翻译支撑的学术！这个由翻译支撑的学术默认了一个标准：当地作品不如翻译作品，而外语原作则是上上品。如此，大家我们的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读后感”，变成了以介绍、编辑（或编译）、模仿为主要特点的翻译式写作。


不久前在《中华念书报》上读到一篇报导海外汉学研究的文章，作者指出现在大家对海外的研究成就一直“译介多，评论、研究少”。与此相印证，就在这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毛志成先生的文章《呼唤大读者》，他尖刻地批评说：一些人“对大哲学书、大见识书毫无总体把握的兴趣和能力，专喜欢在一字之解、一词之义上开发被前代注经家早已嚼烂的‘新义’。有时，念书简直就是为了抄录。……眼刚到，便剪刀随之。随即拼成我们的论文、专著。”⑥显然，这个批评并不是耸人听闻。近年来大家注意到国内一些学者的学术著作和文章具备明显的“抄录”特点，大家甚至可以指出一些“抄录”所依据的蓝本。


即便在艺术创作这个充满探索性和表现性的范围，“抄录”居然也会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几个月前，关于韩少功《马桥词典》是不是是抄袭的争论在文学界一度吵得沸反盈天。批评者觉得，这部作品从创作手法、叙述风格或内容都是对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词典》的模仿，所以算不能探索性的开山之作。而辩护者则强调“借鉴”的合理性，并引证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明显以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为蓝本，曹禺借鉴了易卜生、契科夫的创作手法，郁达夫则“模仿”了日本的“私小说”和卢梭的散文。这类引证固然能够帮助证明“借鉴”与“模仿”的合理性，但我从这类论据中恰恰看到，这种具备确定蓝本的借鉴好像形成了一个传统。在这里，关于“暗合”、“借鉴”、“模仿”和“抄袭”的划分不只看上去有的迂腐，而且一定是一笔越辨越模糊的糊涂帐。


毛志成先生在评论中呼唤“大读者”，而“读者”不正是大家很多学者的唯一身份吗？由直面原文的翻译式阅读到翻译，再到翻译式的写作，这个线索不透露着一种单纯的“读者意识”吗？法国作家萨特在小说《恶心》中塑造了一位叫做洛根丁的“自修者”。他把自己关在一座图书馆中，根据卡片的字母顺序阅读每一本书。这种阅读方法蕴涵着一种怎么看：大家在不同角度的阅读中理解世界和生活；而对世界和生活的完整理解则包括在“百科全书”式的阅读中。


萨特在这里影射的是一种传统的“百科全书”式的理解观念。这种观念可以溯源到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他们相信，一部根据字母排序编纂的“百科全书”可以囊括大家关于世界的全部常识。为此，这个派别的精神领袖狄德罗还亲自参予写作了一部名为《百科全书》的著作。


撇开萨特本人的问题不谈，我注意到洛根丁与狄德罗有一个非常大不一样：前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读者”，后者却实实在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作者”。对大家来讲，这种角色不同具备非常强的隐喻意义。


作为学者，大家注定要在图书馆中消磨一生；而作为当代中国学者，大家不只根据字母顺序翻阅卡片，而且主要阅读满是字母的外文书本。即便是一本中文学术作品，假如它是有分量的，也好像应当附有很多的外文索引。这情况好像表明：无论有考虑价值的原初话题，还是有阅读价值的原初作品，好像都是西方学者，他们是图书馆这本越写越大的“百科全书”的当然作者。在这里，“西方”已不纯然是一个地域观念，也不止是一个抽象含糊的文化传统单位，它简直就是一个“狄德罗的国度”，一个原初作者群的国度。而大家则更像具备强烈图书馆意识的“洛根丁式的读者”。


假如说这种情况在不同学科搜集经验材料的过程中反映得还不明显，那样一旦涉及到对这类材料的统摄性理解，涉及到观念层面的叙述和讲解，大家便常常感到：大家无从提问，由于已知的和未知的西方学者好像已经覆盖了全部的提问角度；大家也无从尝试或探索解决问题，由于已有些很多经典和学说仿佛已经穷尽了各种答案。如此，开放的见地不只没增益大家的提问能力，反倒使大家进入了一种离得远远的提问、思想和批判的集体催眠状况。


假定有如此一个研讨会：从A排列到H的与会者一同讨论问题Q。轮到H发言时，他先复述A对问题Q有如是看法a’，B对Q有看法b’……，一直复述到G对问题Q的怎么看g’。当然，这种复述可以用直接引语，也可以用间接引语；可以涉及到a’与b’的差异，也可以涉及c’与d’的类似。复述结束了，发言也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不免要问H：你对问题Q有哪些怎么看呢？大家有时感觉自己仿佛就置身于如此的研讨会中。只须涉及到观念的话题，大家便发现，这类话题假如缺少“人名定语”，特别是“西语人名定语”，那就没讨论或传播价值。譬如“意义”问题，那便是“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塔尔斯基的意义理论”等；譬如与“存在”有关的话题，那便是“康德的本体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或“萨特的存活论”。总之，没这类人名定语的讨论一定是“非学术的”。


除此之外，还有“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巴尔特的解构文本理论”、“罗尔斯的正义论”、“巴赫金的叙述理论”，类似的标题构成了国内学术作品的主要阵容。


假如不讨论“单纯的复述”或“图书馆意识”这个话题，上面提到的所有满可以作为辉煌的收获而加以展示的。毕竟大家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就使自己达成了从封闭性的读者到开放性的读者的转变。问题在于，在大家的学者身上，“读者身份”与“作者意识”不大相称。这当然不是因为翻译过多，而是因为考虑与研究过少；不是因为太重视翻译式阅读，而是因为不看重自己文本的探索价值。此消彼长，大家的学术研究便陷入失衡状况。


正是这种失衡状况使大家的学术界近百年来一向遭到“当地性”与“外来性”、“中学”与“西学”等问题的纠缠。这类争论本身深刻地表露出大家的分裂人格和分裂意识。从根本上说，这种分裂意识与由此而产生的那些分裂性话题，才是真的的“当地性”现象。


在今天这个世界史的年代，没哪一种学术传统是纯粹当地性的。欧洲很多国家的中学一向将外语（甚至包含古希腊语、拉丁语如此的“死语言”）当作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对那些合格的学者来讲，直面原文的翻译式阅读一向是不值得炫耀的学术研究常规，而阅读翻译作品也不过是一种辅助兴的、便捷的获得思想材料的方法。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学术问题的“意义”或“价值”好像与特殊的地域、语言甚至它的提问者都没太大的关系，因此没必要不同所谓“法国人的问题”与“英国人的问题”，更没必要不同“外国人的问题”和“我们的问题”，惟一需要关注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值得考虑的问题”和“不值得考虑的问题”。


相比之下，大家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固然是由于大家曾有一个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它与来自于希腊和文静复兴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或批判主义传统相距甚远；固然由于大家的语言，它与那种制造了无数人工语言和科学、哲学话语系统的拼音文字大相径庭。一句话，大家的传统生活世界和观念世界本来与“西方”存在着巨大的“空间距离”。


从“价值中立”的看法来看，存在着“空间距离”的不同文化或学术传统本来只有并行或互补的关系，而决没价值上的高下之分。然而，因为席卷世界的近现代文明是在西方孕育和繁衍起来的，大家的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空间距离”非常自然地转化为具备强烈价值评估色彩的“时间距离”。


丹尼尔·贝尔在社会学意义上把世界上的社会进步形态不同为“发达社会”和所谓“后发型社会”。在学术范围内，大家不自觉地认可了一种“先导型学术”和“后发型学术”有什么区别。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大家的学术在转型时期才带有浓厚的翻译色彩。翻译或翻译式阅读不止是获得思想材料的辅助方法，简直就成了获得有价值思想的唯一渠道。换句话说，翻译好像成为各种有价值的话题、学说和信条“由外到内”、“由高向低”的单向传播方法。在无休止地翻阅卡片的过程中，大家不相信自己有哪些问题是那些“狄德罗们”没解决或没考虑的，久而久之，大家甚至舍弃了考虑的努力，失去了考虑、体验和冥想的能力。常识的积累与思想和提问能力的孱弱形成鲜明的对照。


正是面对这种强大的图书馆意识，有批评者呼吁要有“我们的问题”。虽然这种说法仍不免落入了把“别人的问题”与“我们的问题”截然二分的窠臼，但我了解它的本意是期望大家的学者不再只是洛根丁式的读者，期望大家完成从“读者”向“作者”的转变，期望大家塑造一个由思想而不单纯是由翻译支撑的学术。假如有一天，大家不再大张旗鼓地讨论“中学”与“西学”这种问题，那样大家的学术便真的成熟起来了。



3、独白与“在空间里逗留”



普列汉诺夫在《纪念黑格尔去世六十周年》中写下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开场白：思想史犹如一座停尸房，大家在那里可以看到一张张高贵的面容。下面他列举了一些伟大人物，单是他们的名字就足以叫人们肃然起敬。


应该说，普列汉诺夫描绘出一种后来人的心态：思想史或观念史非常像一座万神殿，一个名字、一个看法出目前那里，其情形正像一个人被送入先贤祠，或一个作品进入博物馆。怀着拜谒心情的读者非常难想象自己能以平等的见地来注视这类营业额，并以一种平等的身份与这类故去的人对话。由于它们包括着一种关于真理的暗示。


怀着这份心情阅读，就不免产生一种领受性的庄严感和敬畏感。德国思想家赖辛巴赫注意到这种现象：“学哲学的人一般并不为晦涩的表述所激恼。反之，在阅读前面所引的一段话（指黑格尔的论述——笔者注）时，他大概会相信，假如他看不明白，那肯定是他的过错。因此他会一遍又一遍地读下去，直到自以为了解为止。在这个时候，……他已为如此一种说话方法所左右，以至于把一个受过较少‘教育’的人会作出的所有批评都忘掉了。”⑦写作也是这样，一旦大家把我们的论述与那些名字、那些经典连在一块，这论述便油然产生一种征服读者的修辞学力量。近期，出于与海外学术规范接轨的考虑，大家日益需要学术著作应有规范的索引。很多的索引固然有提供信息的功能，但它更创造了一种仪式性成效。一些海外经典巨著所列的各种文字的索引，有的竟占全书的几分之一。我想，即便这类作者也不会相信大家只有在读过索引中所列的全部文献后才有资格或者能力理解他的问题。它们毋宁是在暗示，与思想史有关的学术是具备相当资格的人才能从事的游戏，要进入这个游戏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为了证明我们的资格，大家有时也把看过一段甚至仅仅一眼的文献纳入大家的索引。一位编辑告诉我，不久前出版的一本谈论“后现代主义”的书中居然罗列了一些伪造的索引，可以想见当时这位作者要参与这个游戏的心情是何等急迫。


严谨的学术当然与思想史密切有关，但大家进入思想史好像并非为了瞻仰和抚摸这里每一块刻着名字的丰碑。学术假如还是充满思想的，那样思想史上的纪念碑就势必具备海德格尔所说的“里程碑”的意思：它们只出目前行走的道路上。大家只不过在自己思想探索的路途中与它们相遇，并了解它们是别的行走者立下的，代表着别的行走者走过的路。在学术上，相遇就意味着平等的对话、问路和批评，这里无需“领受”。


大家一向相信学术研究不同于艺术创作，理由是艺术重在表现，这表现越直接、越情感化，越具备常见的个别性。相比之下，理智客观的学术则披枷带锁、瞻前顾后。它常常是一种与思想史有关的“复述”，这复述使大家沉浸在“不入于杨，就入于墨，不入于老，就入于佛”的别人语境中。


然而，真的有思想的学者其实是非常“表现”的。他决不想把我们的思想锁闭在“别人语境”中，所以其研究具备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的力量，其考虑和提问不拘一格，其观念和所选择的例证透露着强有力的直觉。虽然这类人在走到终点时因为获得常见承认而被放置在思想史的中心，但在行走之初他们大多是孤独的行走者，甚至一直有意把我们的思想放逐到一种边缘地带，由于这就是新的“地平线”，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使命感”，才感觉遭到某种召唤。所以真的的思想史是怀疑者和批判者的殿堂。


康德在《将来形而上学导论》中曾批评说：“对有的学者来讲，哲学史就是他们的哲学。这本《导论》不是为他们写的。他们应该等到那些致力于从理性本身的源泉进行探讨的人把工作完成之后，向世人宣告已经作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然，在他们看来，没什么可说的，什么东西都是以前早已经说过了的。”⑧大家由此得出一个印象：对于有探索欲望的学者来讲，思想史是一笔资源；反之，思想史则是一个枷锁、障碍或负担。


胡塞尔也有类似的名言：面对事情本身。为此，大家需要悬搁起来自历史和不同学说的种种假定。这种纯粹描述显然需要大家把思想面对的事情当作“第一文本”，并同时以为其他假定是妨碍这个文本出现的东西。


说到“第一文本”，这个定义来自孙歌的评论文章，该文有一个非常有意味的标题：《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文中她谈到与一位日本学者的对话。他们说：“你们搞文学的，胸中有一个‘第一文本’，你们透过这个第一文本来选择和解析你的研究对象，这和大家面对思想史课题的方法是不同的。”⑨有趣的是，我曾看到另一篇评论也有一个与“瞬间”有关的富于诗意的标题，这就是吴亮的《时时刻刻》。作者提到：一百年前法国圣维克多山原本默默无闻。然而，伴随塞尚不分节气地反复描绘这座山，并且伴随塞尚的作品后来进入博物馆，这座山终于成为游客们朝圣的景点。然而，“当他们驱车赶赴下一个景点的当儿，却不会对郊外另一些无名山脉或乡村农田有丝毫的感觉。”作者由此说：“真理是随时打开的，它就日夜打开在大家脚下和道路两旁。……忘掉经典，忘掉艺术家甚至忘记圣徒的事迹，唯一应当颂扬的，是所在的圣维克多山。时时刻刻，它们都在。”10孙歌讨论“第一文本”问题，而吴亮要大家“忘掉经典”，当然也是期望大家不要淹没在别人的文本中。显然，只有那些有强烈“独白”欲望的人才可能拥有“第一文本”。


就一百年来的思想史来讲，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表现出这种强烈的“独白”欲望。这种欲望甚至强烈到他们甚至有意抹去自己思想来源的地步。弗洛伊德一生中曾三次焚毁数百封与其他学者和朋友的通信，据了解他在研究“梦”的问题时偏巧看到尼采的有关论述，为了不致为尼采的思想所左右，他从此不看尼采的作品。除此之外维特根斯坦的论述不大提及别人的作品，我怀疑这也是出于相同的动机。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艺术家相同，他们都尽可能少地“模仿”，都崇尚探索和试验。


有人说，“独白”是不世出的天才思想家的特权，而大家则要墨守成规才是。这话有几分道理。据了解汤因比年轻时在东方快车上写了几十页关于文明史研究的提纲，这便决定了他将来几十年的研究道路。而大家很多人探索了几十年，不仍然还没找到我们的问题吗？不过在我看来，这并非问题的根本所在。事实上，所谓“独白”，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一种来自禀赋的特权，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借助环境、在深思的基础上洞悉问题的能力。当初我曾认真地就胡塞尔是不是有一个康德时期的问题求教于我的一位海外导师，他听了将来一笑，告诉我，他曾到胡塞尔档案馆查阅到胡塞尔读过的《纯粹理性批评》，其中只有18页有眉批——言外之意，没证据表明胡塞尔认真通读过康德。然而他又说，这决不意味着胡塞尔不理解康德，“由于康德离大家太近了”！岂止是康德，对于那些足以提出先导性学术问题的西方思想家来讲，他不只拥有一个离得非常近的观念史资源，而且具备一个十分活跃的、门类齐全的学科背景。当狄尔泰研究“历史理性批判”问题时，他不只对康德问题有明确的意识，而且参与了当时出现的“经验心理学”与“描述心理学”的论战，显然，他不是一个狭隘意义上的“历史思想家”。这种情况同样合适于以“思想隐士”面目出现的维特根斯坦（毛姆在小说《刀锋》中就刻画了如此一个形象）。正由于如此，思想史的专家们才总能在这类“独白”的文本后面找到它们所针对的“问题副本”，这类副本一直是其他作者的。换句话说，正由于生活在十分强大的“别人语境”中，并且一直感觉到可能左右自己考虑的其他看法的影响，所以这类思想家们才呼吁“面对事情本身”，才渴望成为天启式的独白者，他们的“独白”也才能最后获得承信，并融入他们一再逃避的传统。


然而也正如一个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来的城堡，那些西方独白者想摆脱的别人语境恰恰是大家从根本就缺少的环境。那种成熟完整的观念史和学科背景离大家比较遥远。大家也缺少像学术沙龙那样常常而又随便的讨论环境，甚至缺少活跃的学术评论氛围。很多人文学者到今天仍从事着像手工作坊一样的个体工作，写各自的文章，讨论彼此无关的问题，这情形非常像是一种“集体自言自语”。在这个背景下，大家的最重要任务仿佛远不是逃离“别人的语境，而是复述。根据很多文评的说法，这叫作“站在巨人肩膀上”。


然而，假如缺少怀疑和批判精神，我相信，即便站在巨人肩膀上也不会比巨人高。“独白”给大家的启示在于，即便是后发型学术中的后来者，大家也不应当把思想史当作无可怀疑的真理陈列馆。赖辛巴赫在谈到哲学史时说：“在整个哲学史上，大家发现哲学思维一直和诗人的想象连在一块：哲学家发问，诗人回答。因此，大家在阅读各种哲学体系的陈述时，应该把注意力多放在所提的问题上，而少放在所作的回答上。……当哲学史被看作问题史时，它所提供的方面要比被视为诸体系的历史丰富多采得多。”11不只哲学史，与各门人文科学有关的学说史不都这样吗？在这里，每一个提问者不只代表着一个问题的创制权，更代表着一个提问角度。而后来的提问者要提出值得提问的问题，就要在这类角度以外找到我们的立足之地一位诗人朋友曾给我看过她的一首诗：“哪个在空间里逗留”。当时感觉这题目非常怪，目前想想，真的的学术不就是探寻我们的“空间”并在那里“逗留”吗？只有在这里，大家才能以平等的地位与前人和外人对话，才能达成从读者向作者的转化，才能拥有打造在自己感受和问题之上的“第一文本”。如此的学术也才有存活的原因。


所以大家可以多一些怀疑、探索、批判，多一点大胆的独白，就算只是为了试错！


①《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②⑤参见《真理与办法》，“问题在讲解学中的优先性”。


③《科学常识进化论》，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87年。


④《意义》，彭淮栋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第48页。


⑥10《中华念书报》，1997年，2月16日，1月8日。


⑦11《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页、第25页。


⑧《纯粹形而上学导论》，导言，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⑨《学术思想评论》，第二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